嘉实财富高级研究员 谭华清博士

虽然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，但增速已经有所放缓。从2010年到2020年间，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.53%，与2000-2010年0.57%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比，增速有所放缓。

2018年以来，我国新增出生人数开始出现快速下滑迹象。

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。

首先，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偏低。七普数据显示，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.3，远低于人口总量更替所需要的2.1。

其次，在总和生育率较低的水平下，二胎政策的效果并没有人口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好。“单独二孩”“全面两孩”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，“二孩”生育率明显提升，出生人口中“二孩”占比由2013年的30%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%左右。

二胎政策效果最明显的是2016-2017年。在2015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，中国的出生人口迎来了一次小高峰。2016、2017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别2015年多230万和170万。但出生人数在2018年开始快速减少，下降速度有加速迹象。“二胎”政策带来的人口生育高峰很快就结束了。

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我国育龄妇女人数自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，平均每年减少500万。其中20-40岁的生育黄金年龄段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290万，下降幅度超过其他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人数

由于我国在1978年逐步开始“一孩”政策，而且在重男轻女的思想的影响下，性别比逐渐失衡，女孩数量相对更少。因此，随着1960-70年的婴儿潮人口逐渐不再能生育，后续世代的育龄妇女总数还将继续下降。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紧要关头。

展望未来，63.9%的城镇化水平和发达经济体平均的80%的水平，我们还有16个点左右的差距。未来十年，我国城镇化建设仍有明显空间。

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我们对中国的未来的人口形势并不乐观。未来较长时间，我们既要应对新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挑战，还需要面临老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攀升的压力。

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国情特征，国家也在积极调整人口政策。十四五规划强调，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。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，优化生育政策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，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，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提高人口素质。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，发展银发经济。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，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，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，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，培育养老新业态，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。” 可以看出，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努力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，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、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，取得积极成效。2021年5月31日，党中央根据人口形势作出了“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”，至此生育的制度约束基本取消了。

在生育率低于2.1的情况下，放开三胎的效果可能不大。政策还应该在降低生育成本、养育和教育成本等配套措施上发力，可以考虑适当的激励措施。通过降低生育成本以提高一胎生育率。要让年轻家庭愿生、敢生。

我们也清醒的知道，在人口老龄比较严重的社会，国家的政策收效甚微。以日本为例，为了鼓励生育，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，包括给生育家庭减税、提供生育补贴、落实带薪产假等。但日本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扭转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。“低欲望”、“躺平”这些现象在日本社会非常常见。

学者研究发现（尚丽等，2019），70-80后的生育意愿生二胎的意愿明显高于90后，农村地区的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明显高于城市地区。这告诉我们，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，采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。因为70后、80后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窗口随着年龄的变大很快就会结束。

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不得不提前应对。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可能是潜在的方向。通常的养老第一支柱是指国家公共财政负担的养老支出，第二支柱是企业负担的养老支出，第三支柱则是个人负担的养老支出。

根据2016年的统计，美国三大支柱在养老支出的占比分别为11.07%,58.78%,30.15%。和美国相比，中国目前养老支出还是以第一支柱为主，第二支柱为辅，第三支柱还处于刚起步阶段。

第三支柱主要基于基金累计制的养老制度设计思路。即，个人自己建立一个储蓄账户，定期或不定期的存入一笔资金，这笔资金投入到一揽子公募基金上。在自己退休后，定期取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养老支出。在美国401K和IRA养老账户都市基金累计制，运行方式基本一样，唯一的区别是401K账户会有一部分投入来自于雇主，应该说可以归为第二支柱。美国主要通过税收递延的方式来鼓励劳动者存钱到养老账户中。比如存1万美金的资金到养老账户，那么当年该劳动者的应纳税所得额就抵扣1万美元。同时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投资获得的资本利得也是免税的。但退休后取出的资金是要征收所得税。

当前我国在探索发展第三支柱，包括培育养老FOF投资和管理人才，丰富养老产品。因为养老账户底层多数是直接投资的是一揽子基金，尤其是投资股票基金是需要专业投顾陪伴。因此，在发展养老FOF的同时，我国也在2019年12月开始试点投顾业务。2019年10月以来，已有18家基金投顾试点机构上线了投顾业务。其中，有5家基金公司，分别为华夏基金（华夏财富）、嘉实基金（嘉实财富）、南方基金、易方达基金以及中欧基金（中欧钱滚滚）；有3家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，分别为蚂蚁基金、腾安基金、以及盈米基金；有7家券商，分别为银河证券、中金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、国泰君安证券、申万宏源证券、华泰证券及国联证券；有3家银行，分别为平安银行、工商银行以及招商银行。

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逐步深化，劳动力资源、养老金支出等都面临严峻的挑战。我国劳动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深化，总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还将延续。与此同时，人口老龄化加深、尤其是第二次婴儿潮人口也逐步进入退休年龄，养老收支的平衡型挑战也日趋迫切。

延迟退休制度既能够增加劳动力资源，也能够改善养老金收支的平衡型问题。客观上，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， 现行的1978年的退休年龄标准，即男性60周岁，女干部55周岁，女工人50周岁也应当适当调整。

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告诉我们，我国已经处于人口低速增长、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的阶段。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。在生育率偏低、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，通过降低生育、养育和教育的成本，提高生育率，改善人口结构应是人口政策的重心。但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，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，生育率的提高并非朝夕之功，需要更长时间的谋划和坚持。研究表明，70后和80后的生育意愿较高，农村地区妇女生育意愿较高，但70后和80后的育龄妇女生育高峰也已经或者即将过去。

因此，从政策的引导方向，应该尽量加大对这些群体和地区的鼓励力度。